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3年人民法院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
2023年9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3年人民法院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本次共发布10件典型案例，包括5件反垄断典型案例和5件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5件反垄断典型案例中，3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类案件涉及不公平高价、限定交易、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拒绝交易等4种类型的滥用行为，2件垄断协议类案件分别涉及纵向协议和横向协议。案件涉及医药、殡葬、汽车销售和建材等行业，均与民生息息相关。具体案例如下：
1.“枸地氯雷他定”原料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妥善处理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的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医工方在中国境内的枸地氯雷他定原料药市场虽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但因其面临来自下游第二代抗组胺药制剂市场的较强间接竞争约束，故其市场支配地位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且现有证据难以证明其实施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一是枸地氯雷他定落入医工方专利权保护范围，医工方限定扬子江方在一定期限和范围内只能向其购买涉案专利原料药的行为系对专利权的正当行使，由此产生的市场封锁效果也并未超出专利的法定排他效力范围，不构成无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的行为。二是综合考虑涨价后的内部收益率及价格与经济价值的匹配度，涉案专利原料药初始价格系促销性价格的可能性较大，后续涨价较大可能系对促销性价格向正常价格的合理调整，仅凭价格涨幅明显高于成本涨幅尚不足以认定不公平高价行为。三是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医工方存在将案外项目与涉案专利原料药销售作捆绑交易的明示或暗示，故难以认定存在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行为。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扬子江方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本案系涉原料药领域垄断案件，明确了判断中间投入品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时对来自下游市场的间接竞争约束的考量、被诉限定交易行为的市场封锁效果与专利权行使的关联性和判断方法、不公平高价及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等行为认定和规制的基本考虑。该案在妥善处理专利权保护与反垄断的关系，兼顾鼓励创新与保护市场竞争，善用经济分析辅助判断垄断行为等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对于促进反垄断法的准确适用，有力维护药品市场公平竞争具有积极意义。
2.“基本殡葬服务”拒绝交易纠纷案——公用企业拒绝交易行为的认定及法律责任承担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集英公司所处的基本殡葬服务市场属于上游市场，立升公司提供的殡仪中介服务系由基本殡葬服务衍生而来，其所处的殡仪中介服务市场属于下游市场。被诉垄断行为发生于基本殡葬服务市场，同时对殡仪中介服务市场产生影响。集英公司作为在泉州市中心市区基本殡葬服务市场具有独占地位的公用企业，其提供的基本殡葬服务是立升公司开展殡仪中介服务不可或缺的特定服务，且立升公司没有替代选择。集英公司拒绝为立升公司办理相关业务，导致立升公司被彻底排除在泉州市中心市区的殡仪中介服务市场之外，排除、限制了殡仪中介服务市场的竞争，损害了作为反垄断法意义上消费者的死者亲属的利益，构成反垄断法所禁止的拒绝交易行为。立升公司自成立后一直从事殡仪中介服务，与基本殡葬服务提供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恢复原有交易并非强加交易义务。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集英公司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行业管理规范的条件下恢复立升公司代死者亲属申办遗体火化业务；同时根据集英公司拒绝交易行为的性质、程度、情节、持续时间，酌定集英公司赔偿因其拒绝交易行为给立升公司造成的损失8万元，全额支持了立升公司的赔偿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本案明确了具有独占地位的公用企业，如果是交易相对人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不可或缺的特定服务的唯一提供者，判断其拒绝交易行为的反竞争效果时应综合评判对上下游市场竞争的影响，以及是否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同时，本案对拒绝交易行为的救济措施以及拒绝交易行为造成损失的认定标准进行了探索。本案裁判对保障基本民生，规范殡葬行业的市场竞争秩序，预防和制止具有独占地位的公用企业实施垄断行为具有积极意义。
3.“通用汽车”纵向垄断协议纠纷案——反垄断后继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及赔偿责任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处理决定在法定期限内未被提起行政诉讼或者已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确认，原告在相关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中据此主张该垄断行为成立的，无需再行举证证明，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在缪某提交了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涉案处罚决定书后，其仅需要证明通用公司与逸隆公司系涉案处罚决定书认定的垄断行为实施者，以及缪某因通用公司与逸隆公司达成并实施了涉案处罚决定书认定的垄断行为而受到损害。根据涉案处罚决定书及在案事实，缪某以垄断价格购买了涉案车辆，应当认定通用公司与逸隆公司共同实施了侵权行为。本案系消费者作为受害人提起的后续民事赔偿诉讼，赔偿金额应当为经营者之间限定的非竞争价格与竞争价格之间的差额。缪某购买涉案车辆时支付的垄断价格与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后涉案车辆市场价格的差额为1.2万元，缪某请求赔偿1万元经济损失具有一定合理性。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缪某全部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本案系反垄断执法机构作出行政处罚后，消费者就垄断行为主张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本案裁判明确了反垄断后继民事诉讼中原告的举证责任，有利于切实减轻原告举证负担，有效强化反垄断民事救济，对于完善反垄断领域行政执法和司法衔接机制具有现实意义。
4.“商砼联营”反垄断行政处罚案——实施横向垄断协议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分割销售市场”均属于典型的横向垄断协议类型，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约定价格变动幅度、采用标准公式或算法计算价格的、未经协议方同意不得变更价格等亦属于“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约定划分市场份额、销售对象、销售收入、销售利润等亦构成“分割销售市场”。江都公司和建典公司达成固定商品价格、分割销售市场的协议并予以实施，直接导致所在区域没有价格竞争，明显具有排除、限制价格竞争的效果。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对江都公司的行为定性准确，作出程序合法，处罚结果符合过罚相当原则。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案通过分析当事人达成并实施横向垄断协议的具体表现形式，细化了“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分割销售市场”等横向垄断协议的认定标准，对于人民法院依法监督和支持反垄断行政执法部门的行政执法，共同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具有积极意义。
5. “巴曲酶”原料药拒绝交易纠纷管辖权异议案——拒绝交易纠纷的管辖确定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拒绝交易行为的侵权结果发生地应是拒绝交易行为所直接产生的结果发生地。行政处罚决定已经认定，先声集团公司拒绝向下游制剂企业销售原料药，使下游制剂企业因无原料药供应而停产。由此可知，本案被诉拒绝交易行为对托毕西公司直接产生的结果是其作为下游制剂企业因没有原料药而停产，托毕西公司的生产工厂位于北京市，故托毕西公司因被诉拒绝交易行为而遭受的直接侵权结果发生地为北京市。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裁定驳回先声集团公司的管辖异议。先声集团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典型意义】垄断行为损害反垄断法保护的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等法益。本案通过侵权结果发生地确定拒绝交易纠纷的管辖连结点，对拒绝交易类垄断案件的管辖确定具有参考价值。
6.“西门子”仿冒混淆纠纷案——仿冒混淆行为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奇帅公司在洗衣机机身上、商品外包装及宣传活动中使用“上海西门子电器有限公司”，分别对西门子公司构成商标侵权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二项、第四项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鉴于奇帅公司在诉讼中拒不提供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财务资料，一审法院将在案的媒体报道内容作为销售总额的计算依据，并按照十五分之一计算被诉侵权产品的销售额占比，进而确定赔偿额的做法并无不当。虽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侵权获利及侵权损失，但足以认定奇帅公司因生产、销售被诉侵权产品而获得的利益明显超过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七条第四款规定的法定赔偿最高限额，综合考虑西门子公司及西门子中国公司企业名称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奇帅公司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意、侵权规模、侵权持续时间，并结合洗衣机产品的利润率等因素，一审确定的赔偿数额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案是打击仿冒混淆行为的典型案例。本案中，人民法院认定将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企业名称中的字号及注册商标相同或相近似的标识作为字号使用，并从事经营活动的行为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在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侵权获利及实际损失具体数额的情况下，人民法院细化了确定赔偿数额的考量因素。本案裁判对混淆行为的认定、赔偿数额的计算等法律适用问题具有示范意义。
7.“光激化学发光分析系统通用液”技术秘密侵权纠纷案——构成技术秘密的技术方案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技术秘密通常体现在图纸、工艺规程、质量标准、操作指南、实验数据等技术资料中，权利人为证明其技术秘密的存在及其内容，通常会在体现上述技术秘密的载体文件基础上，总结、概括、提炼其需要保护的技术秘密信息，其技术秘密既可以是完整的技术方案，也可以是构成技术方案的部分技术信息。权利人在从其技术资料等载体中总结、概括、提炼秘密信息时，应当允许将其具有秘密性的信息结合现有技术及公知常识形成一个完整的技术方案请求保护。权利人从其不为公众所知的工艺规程、质量控制标准等技术文件中合理提炼出的技术方案，只要不为社会公众普遍知悉和容易获得，即可作为技术秘密予以保护。博阳公司主张以8个完整的技术方案作为技术秘密予以保护。经审查，其中的微粒CV值、粒径等技术信息在相关技术文件中均有对应记载，博阳公司结合本领域的现有技术、公知常识，能够合理总结与提炼出上述技术方案，可以作为技术秘密予以保护。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案是制止侵害技术秘密行为的典型案例。侵害技术秘密案件审理过程中，技术秘密不为公众所知悉的特征，使技术秘密内容的查明问题一直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难点。本案中，人民法院明确了权利人所主张的构成技术秘密的技术方案可以是在多份不同技术文件中记载的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技术信息的基础上加以合理总结、概括与提炼的技术方案。本案裁判对于合理分配侵害技术秘密案件的举证责任、切实提高对技术秘密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力度具有示范意义。
8.“刷宝APP”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数据抓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二审认为，涉案视频文件、用户信息、评论内容构成抖音平台的数据集合。该数据集合以非独创性方式呈现，内容能够单独检索，具有独立价值。微播公司通过合法经营，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收集、存储、加工、传输抖音平台数据，形成了包括用户个人信息、短视频和用户评论在内的非独创性数据集合。该数据集合的规模集聚效应，能够为微播公司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竞争优势。微播公司基于涉案非独创性数据集合形成的竞争性利益，并未在著作权法或者其他知识产权专门法中予以规定，应当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合法权益。创锐公司作为刷宝APP的运营主体，采取不正当手段抓取搬运抖音APP中的非独创性数据集合的实质性内容，攫取了微播公司的竞争资源，削弱了微播公司的竞争优势，损害了消费者福利，破坏了短视频行业的市场竞争秩序。被诉行为造成的损害远远大于消费者及社会公众基于该行为获得的利益。因此，创锐公司的被诉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案是规范数据抓取行为的典型案例。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数据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资料。随着数据产业与数据交易的发展，企业之间因数据收集、处理、利用而产生的法律纠纷日益增多。本案中，人民法院探索明确了非独创性数据集合的法律性质，区分了著作权法保护的权利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法益范畴，保护了平台经营者收集、存储、加工、传输数据形成的合法权益。本案裁判对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数据利用行为进行了积极探索。
9.“代练帮APP”不正当竞争纠纷案——网络游戏商业代练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王者荣耀》游戏内设“ELO等级分系统”的公平匹配机制，根据游戏行为数据分析评价的竞技水平，吸引并积累用户，最终获得游戏收益，这一竞争优势应受法律保护。涉案游戏落实国家关于未成年人游戏防沉迷的要求，基于此获得的良好商誉亦应受法律保护。北笙公司通过“代练帮APP”组织商业化的代练服务，致使涉案游戏的实名制及未成年人防沉迷机制落空，妨碍网络游戏运营秩序，不利于网络生态治理和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同时绕开了《王者荣耀》游戏的实名制和未成年人防沉迷机制，导致相关公众质疑企业的合规运营和社会责任承担。此外，被诉行为导致其他实名游戏用户无法匹配到水平相当的对手及队友，无法获得公平竞技的游戏体验，增加未成年人玩家沉迷游戏的风险，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北笙公司的被诉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一审判令北笙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98.5万元。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本案是制止以网络游戏商业代练方式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典型案例。随着网络游戏产业的快速发展，商业代练行为引发的法律和社会问题备受关注。本案中，人民法院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原则性条款，以被诉行为的损害后果和不正当性为判断依据，认定绕开未成年人防沉迷机制及破坏游戏运营机制的商业代练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本案裁判有利于维护互联网产业的公平竞争秩序、游戏产业的健康发展和社会公共利益，也体现了保护通过公平、诚信、守法经营形成的竞争优势的司法导向。
10.“刷单炒信”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利用虚假交易进行虚假宣传行为的认定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用户点评是大众点评平台的真正优势，点评数据是汉涛公司获得用户流量和用户粘性的重要基础，汉涛公司对基于真实发生的消费评价产生的平台数据及其衍生出来的商业价值享有正当合法权益。食味先公司采用虚假交易、“刷好评炒信”等方式帮助大众点评平台内经营者进行虚假商业宣传，快速提高经营者在大众点评平台的排名及星级，违反平台评价规则，影响平台信用体系，对平台商业模式的正常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该行为构成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令伍某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227880元。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本案是打击互联网环境下利用虚假交易进行虚假宣传的典型案例。近年来，电子商务领域通过“刷单炒信”方式虚构成交量、交易额、用户好评，不当谋取竞争机会或者竞争优势的现象比较突出。本案中，人民法院及时、有效制止帮助平台经营者组织虚假交易、“刷好评炒信”等方式不当获取流量的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助于引导、促进平台经营者诚信经营，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维护平台经济的公平竞争和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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