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与联合国妇女署共同举办了“涉家暴案件审判的司法理念与实践经验暨中国反家暴十大典型案例发布”国际研讨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第三巡回法庭庭长王淑梅，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办公室代表安思齐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中国反家暴十大典型案例（2023年），参会嘉宾围绕涉家暴案件审判的司法理念与实践经验这一主题，分别从民事和刑事审判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研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全国妇联、地方法院、妇女权益保护社会机构、研究机构以及联合国妇女署、国际女法官协会及来自美国、巴基斯坦、越南等国的中外方代表参会。

王淑梅（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第三巡回法庭庭长）：近年来，中国不断完善全面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编纂民法典，制定反家庭暴力法，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其中2016年实施的反家庭暴力法，作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专门法律，表明了中国禁止任何形式家庭暴力的鲜明态度。中国法院全面贯彻实施反家庭暴力法，推动建立多部门共同治理家庭暴力的宏观体系，制定司法政策和法律适用规则，对家庭暴力的发现机制、证据收集机制以及执行联动的机制等进一步细化和完善。
　　本次中国反家暴十大典型案例向海内外公开发布，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汇集涉家暴领域的刑事和民事案例，这些案例充分吸收了联合国妇女署相关指标框架，集中展示了近年来中国反家暴司法实践的有益探索，体现了司法为民、能动司法的审判理念，进一步表明了中国法院向家庭暴力坚决说“不”的态度和决心。

安思齐（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办公室代表）：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阻碍其人权的实现，不利于促进全人类的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消除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5下的具体目标之一。司法部门在预防和处理暴力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无论暴力行为发生在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司法部门都能有效预防暴力行为的发生，依法惩处暴力侵害妇女的行为。
　　本次研讨会帮助我们探讨如何进一步加强司法系统建设，消除不利于公正司法程序的一些偏见和刻板的观念。同时完善多个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协调机制，确保及时听取女性的意见，真正理解司法正义对女性来说意味着什么，给予女性受害者应有的尊重。我们期待与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继续加强合作，努力消除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

周惠永（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厅副厅长）：长期以来，中国检察机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反家庭暴力犯罪专门纳入检察监督办案的一项重要工作。一是注重查清案件事实。通过提前介入侦查，自行补充侦查，调查走访核实等方式，在查清事实、厘清原委的基础上，依法准确认定事实、采信证据。尤其对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后，在激愤、恐惧状态下为防止再次遭受家庭暴力，或者为摆脱家庭暴力而故意杀害、伤害施暴人的案件，充分研判行为人是否具有防卫性质，准确适用法律。二是全面依法准确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实施家庭暴力、手段残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因酗酒、赌博等恶习而长期或多次实施家庭暴力的，依法从严打击；对无法忍受长期家暴而反抗、伤害、杀害施暴者的，依法从宽处理，符合条件的依法作出不起诉处理决定。三是多措并举，努力修复家庭和社会关系。听取当事人尤其是被害人意愿，通过司法救助，帮助被救助人解决生活困难，通过回访、跟进，预防家暴犯罪再次发生。四是强化工作指导。加强个案指导、督办的同时，注意发挥典型案例示范引领作用。202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门印发六起依法惩治家暴犯罪的典型案例，既警示施暴者要维护文明、和谐的家庭关系，也引领社会公众弘扬家庭美德，增强反家暴意识，取得良好社会反响。五是依法能动履职。加强源头治理，通过检察建议等方式，努力推动家庭暴力案件报告制度落实落细；通过民事支持起诉等检察职能，依法运用提供法律咨询、协助收集证据，提供支持起诉意见，引导申请法律援助等方式，切实为遭受家庭暴力而提起民事诉讼的受害人提供法律帮助。

钱叶卫（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权益部法规处处长、二级巡视员）：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七年来，各职能部门依法处置家暴工作取得成效，家暴受害人得到了及时保护救助，社会公众反家暴意识显著提升。2020年开展的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与2010年三期调查相比，在婚姻生活中女性遭受过配偶身体暴力和精神暴力的比例为8.6%，比2010年下降了5.2个百分点。
　　一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妇女权益保护，与全国妇联建立健全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机制，对严重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的侵权之诉、人身安全保护令等涉及人身权益的诉讼，开辟或完善“绿色通道”，在贯彻落实反家庭暴力法，妥善审理家暴案件等方面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反家暴法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时间发布人身安全保护令程序性规定，设置人身安全保护令独立案由，联合全国妇联发布人身安全保护令典型案例。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专门会同全国妇联、教育部、公安部等六部门出台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贯彻实施的指导意见，强化反家暴多部门合作，同时出台司法解释，对有关诉讼程序、家暴形式、证据标准以及违反人保令构成犯罪等法律适用重难点问题做出规定，指导审判实践，切实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苏珊·格莱兹布鲁克（国际女法官协会主席、新西兰最高法院大法官）：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显示，全球大约有1/3的女性在他们的一生中会遭受过身体或者是性暴力，而且大多数来自他们亲密的伴侣，而且1/3的比例仍有可能是被低估。在最近的一份联合国报告里显示，在过去的十年中对妇女的这些偏见的程度并没有改善。家庭暴力也有巨大的经济成本，包括医疗保健成本、生产力损失，以及出警、刑事司法和社会服务相关成本等。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发现，在家庭暴力普遍存在的地区，暴力侵害妇女的行为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经济活动的水平就会降低9%。同时疫情暴发之后，特别是在封控期间家庭暴力也有所增加。家庭暴力的影响是代际传递的，原生家庭的暴力行为会极大地改变孩子的发展，并且导致非常大的社会问题。
　　近30年来，国际女法官协会一直所关注的妇女权益保护问题。国际女法官协会与其成员和附属的女法官协会合作，加强基于性别的暴力受害者，提升受害者在法院伸张正义的能力，同时倡导更广泛的社区能够参与进来。

于小羽（最高人民法院国合局副局长）：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反家庭暴力法的落实，维护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2022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与联合国妇女署之间签订了谅解备忘录，双方共同约定推出中国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推动中国反家庭暴力案件审判经验在国际渠道的分享，同时加强对涉家庭暴力案件中受害人的权益保护。根据双方合作谅解备忘录安排，共同举办“涉家暴案件审判的司法理念与实践经验暨中国反家暴十大典型案例发布”国际研讨会。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开展了一系列家事审判改革，从审判理念、审判方式、工作机制上保障了反家暴法的贯彻实施，通过不断总结审判经验，发布典型案例，制定司法政策性文件，指导规范审判实践等方式，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参与反家暴项目的国际交流合作，共同促进女性权益保护和性别平等。

王丹（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二级高级法官）：在反家暴民事审判实践中，有两个问题被普遍关注：一是当事人举证难问题，另一个是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问题。中国法院总结以下两方面的经验做法：一是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2022年最高法院牵头联合公安、民政、教育、司法、卫生健康与全国妇联等六个部门，共同出台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实施意见。二是细化相关的法律适用规则。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司法解释，对家庭暴力行为种类做了列举式的扩充，明确经常性的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等都属于家庭暴力的形式；因为年老、残疾、重病等原因至使受害人不敢或不能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在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前提下可以由有关部门代为申请；明确列举十种证据形式，指导司法审判实践，为家庭暴力受害人留存搜集证据提供清晰的行为指引；明确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证明标准是较大的可能性，而不需要达到高度可能性；加大对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惩罚力度，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情节严重的，可以按照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进行刑事处罚。

吴冀湘（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长沙市两级人民法院自2008年以来，在司法保护家暴受害人，推动反家暴机制建立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主要做法包括：
　　一、以人身安全保护令为载体，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2008年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发出第1份人身安全保护令。全国首例妇联代为申请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及首份保障妇女隐私和个人信息等权益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也由长沙法院签发。对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长沙法院根据具体情况依法予以训诫、罚款或司法拘留。
　　二、提升反家暴审判理念，有效保护家暴受害人各项合法权益。第一，适用优势证据规则。根据逻辑推理，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在申请人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威胁时，立即作出保护禁令；对家暴行为的事实认定，合理适用一定条件下的举证责任转移规则，一般情况下认定受害人陈述的可信度高于加害人。第二，关注涉家暴案件中未成年人利益保护。认定施暴方不宜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对性侵未成年人的施暴者予以刑事处罚的同时，对造成未成年人精神心理损害的，依法判决施暴方赔偿心理治疗和康复所需费用。第三，依法保障家暴受害人离婚时的财产权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适当照顾受害人；因夫妻一方有家暴行为导致离婚的，受害方可主张离婚损害赔偿。

盛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受理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数量不多，但呈上涨趋势；二是申请人以女性为主，男性、老年人、未成年人申请数量上升明显；三是保护令案件与其他诉讼相伴相生；四是申请延长禁令等数量较少。
　　西城区人民法院在人身保护令案件审判中进行以下探索和创新：一是“早”，将保护往前端推进。落实不同责任主体的强制报告制度，一旦发现潜在受害人，法官主动向当事人示明其有申请保护的法定权利，帮助潜在的受害者快速启动程序，畅通立案绿色通道，在立案大厅为当事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提供了显著标识，并由专人导诉。将刑事经验运用到民事审判中，委托司法社工开展社会调查，评估未成年人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威胁性，做好事前干预。二是“特”，用制度加强诉中保护。加大依职权调取证据的力度，与属地的公安、街道密切合作；组建专门审理团队；构建涉家暴案件分别庭审规则。三是“联”，共同做好诉后延伸保护。着手建立各部门协同的反家暴工作机制；完善家事回访制度，提供多元救助服务，与高校心理学院系、知名专家建立合作交流机制，对受害人进行心理干预。

潘世兰（越南河内法律大学副教授）：分享一件越南涉家庭暴力的离婚诉讼案例。N女士2002年与T先生育有三个孩子，婚后由于家庭经济困难，T先生经常饮酒酗酒并有家庭暴力行为，给N女士和孩子带来极大压力。N女士对T先生已没有任何感情，提起离婚诉讼。法院审理期间，被告T先生缺席。法院最终判决同意离婚，孩子由原告N女士直接照顾抚养和教育，缺席被告也有权上诉，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家庭暴力是法院考虑离婚的重要因素，但此案法院没有对受到家暴的女性做到足够保护。被告没有任何法律责任，也没有被要求履行相应的经济义务或其他义务，特别是在抚养孩子方面，包括法院的费用也由原告支付。可以从这个案件得到一些教训，整个司法体系针对家庭暴力必须要考虑到受害者的要求，比如预防措施等；应当关注到家暴受害者举证难的问题等，引导受害者收集相关的证据。

里法特·伊纳姆·布特（巴基斯坦法律与司法委员会秘书长、前地区法官）：首先，巴基斯坦宪法强调男女平等，并对妇女和儿童的权益进行特别保护。2019年的婚姻法设置了婚姻的最早年龄。其次，巴基斯坦婚姻法包括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以及抚养等相关程序，规定男女双方在婚姻当中的权益和义务，界定了婚姻当中的财产所有权。2012年，巴基斯坦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其中暴力行为既包括身体的暴力，也包括精神的暴力，以及跟金钱相关的一些暴力行为。

翁彤彦（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二级高级法官）：从近三年的案件统计和调研的情况来看，我国家庭暴力犯罪和发案态势总体平稳。大多数案件的施暴者为男性，中青年占比较大，施暴者普遍受教育水平不高。所涉及的罪名主要集中在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两类案件总占比超60%。这说明家庭暴力行为上升到刑事犯罪，往往就已经是发展成严重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而在家庭暴力程度较轻的情况下，被害人往往出于各种顾虑未求助于司法机关。在刑罚方面，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比率较高，判处缓刑的比率较低。
　　此外，人民法院在案件审判、被害人保护、犯罪预防等方面探索出一系列的经验做法。一是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二是着力帮扶被害人，以及因家暴犯罪遭受困境的未成年人，避免引发新的社会矛盾或者悲剧；三是加强审判专业化建设和反家暴专业培训，成立专门合议庭，集中审理相关的案件；四是强化司法引领作用，通过以案说法、录制媒体节目、送法进社区等多种途径，持续开展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推进形成反家暴的社会氛围。下一步要继续研究完善证据审查、法律适用、政策把握的标准和尺度，加强多部门联动，形成有效惩治和预防家庭暴力的治理机制。

任国权（温州市文成县人民法院院长）：温州法院无论是家事还是刑事都是全国最早参与涉家暴案件审判改革的司法实践的法院。目前，当事人可以通过在线方式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最快可以在一小时内发出，有效提升了司法效率。
　　审判涉家暴案件，理念是关键。一是要区分家庭暴力和家庭纠纷。家庭暴力与家庭纠纷在双方的权利关系、行为的动机目的等方面有着本质差异。区分二者可以有效排除将家暴案件认定为家庭纠纷案件。在家暴频发的刑事案件中，施暴史是很重要的量刑情节，直接影响长期施暴人的被告人和以暴制暴的被告人的量刑。二是将反家暴理念纳入个案定罪量刑考量中，可以明显影响案件的定罪量刑。例如，在温州中院审理的一个由分手暴力引发绑架犯罪的案件中，被告人与被害人分手后，以骚扰、跟踪、威胁的方式迫使被害人与其和好，在与被害人复合而无望的情况下，在校园内绑架行凶，致被受害人重伤。表面上看该案因被告人与和被害人的恋爱分手纠纷引发，但根据反家暴理念看，实际上是被告人为强迫控制被害人维持恢复恋爱关系而实施的分手暴力报应，不应以男女情感纠纷引发为由，反而对其从轻处罚。温州中院以绑架罪从重判处被告人无期徒刑。三是收集开展关于具备反家暴理念的裁判文书收集，提炼编写裁判规则。以社会性别为视角，结合当前审判事务中碰到的疑难复杂、重点、难点问题，从相关案例中提炼能够体现反家庭暴力理念的裁判规则。

多琳·布特纳（联合国妇女署区域办项目专家）：根据2019年国际司法问题工作组报告显示，全球大多数人尤其是女性没有办法获得有效的司法服务。超过50亿人是被剥夺正义的三类人：一是生活在最极端的不公正条件下的人；二是无法使用司法武器得到解决的人；三是不能获得法律提供的权利和保护的人。此外，全球有超过53%的妇女遭受家暴或性暴力后不相信司法系统的帮助，同时反家暴也要民事司法配合，包括对妇女权益保护、孩子监护权等问题的解决。
　　采用司法工作应对家暴，一是有助于消除妇女在法律保护上的差距，解决妇女权利和决策不平等地位问题；二是利于建立女性对司法系统对其保护的信任，提高女性对家暴的报告率和寻求司法系统帮助应对家暴的使用率。
　　在案件处理中，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要重视交叉形式的歧视和暴力，加强对有智力和社会心理障碍妇女伸张正义的工作；二是借鉴印尼等国做法，建立相关网站，帮助保护有智力障碍或有其他障碍的女性。

凯瑟琳·昆廷斯（联合国妇女署亚太区女性权益顾问、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地区法院前法官）：介绍明尼苏达州的一起家暴案件，女子被指控杀害丈夫，案件关键争议点在于，自卫行为认定需要面临迫近的威胁，一审认为妻子杀丈夫时未面临立即的迫近的威胁，不是自卫行为。上诉法官考虑到家暴特征，受害者承受威胁与恐惧是累积上升的长期过程，女子杀害丈夫前被再次举枪威胁虽未遭受立即的伤害威胁，但属于迫近的威胁的广义范畴，属于自卫行为。

唐虎梅（中国女法官协会秘书长）：由最高人民法院和联合国妇女署共同举办的涉家暴案件审判的司法理念和实践经验暨中国反家暴十大典型案例发布国际研讨会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会议分享了中国三级司法部门和有关国家及国际组织十多位发言嘉宾，涉及反家庭暴力方面的司法理念与司法经验，帮助我们深入了解了各国反家暴工作各自的发展路径和工作进展，令人印象深刻。中国的法官分享了中国法院审理涉家暴案件的理念、原则、具体做法和经验，他们的介绍也说明了为什么我们要推出陈某某故意杀人案等十个典型案例的原因，同时中国司法部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审判方式和经验，很好的体现了中国政府反对和制止家庭暴力的鲜明态度。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是个社会行为，需要各方合力解决，为促进全球反家暴司法经验交流，推动我国反家庭暴力法进一步落实，维护家庭暴力受害人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希望大家能更好地开展反家暴案件审判与国际交流合作，为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合法权益提供更加坚强有力的制度支撑，保障人民群众更安全、更有尊严的生活，共同重视家庭文明建设，涵养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携手推进社会进步。

黎兰芳（联合国妇女署反家暴项目主管）：研讨会上有6个不同国家的专家分享了好的实践以及在反家暴工作中取得的经验，对如何更好保护家暴受害者提供了有益探索，也反映出中国反家暴法司法工作的进展。中国通过发布涉家暴十大典型案例来提升整个社会对于反家暴的认识，意义重大。因为整个司法体系，特别是各级人民法院在反家暴工作中作用极其重要。非常高兴能够与中国法院开展合作，共同提高公众反家暴意识。

李玉萍（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副所长）：与会各方专家围绕涉家暴案件的审判理念和实践，就家庭暴力的认定和证据的收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签发和执行，以及涉家庭暴力刑事案件的定罪量刑等问题分享了研究的成果和审判的经验。通过研讨，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制止家庭暴力是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举措，以司法手段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具有重要意义，深化国际司法交流与合作是实现社会综合治理的重要路径。期待与各国反家暴司法界和有关国际组织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领域的对话沟通，共同探讨建构和谐稳定的家庭与社会，携手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与繁荣。

中国反家暴十大典型案例

目 录

　　案例1　陈某某故意杀人案——家庭暴力犯罪中，饮酒等自陷行为导致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应依法惩处

　　案例2　姚某某故意杀人案——受暴妇女因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杀死施暴人的，可认定为故意杀人“情节较轻”

　　案例3　李某、杨某故意伤害案——管教子女并非实施家暴行为的理由，对子女实施家庭暴力当场造成死亡的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

　　案例4　邱某某故意伤害案——制止正在进行的家庭暴力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认定为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案例5　谌某某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回访与督促执行

　　案例6　冯某某申请曹某某人身安全保护令案——全流程在线审理人身安全保护令促进妇女权益保护

　　案例7　叶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同居结束后受暴妇女仍可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案例8　马某某诉丁某某离婚案——对于家暴事实的认定应当适用特殊证据规则

　　案例9　张某与邹某离婚纠纷案——受暴方过错并非家暴理由，施暴方不宜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

　　案例10　李某某与郑某某离婚纠纷案——涉家暴案件审理必须多措并举实现案结事了

案例1

陈某某故意杀人案

——家庭暴力犯罪中，饮酒等自陷行为导致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应依法惩处

【基本案情】

陈某某（男）和胡某某（女）系夫妻关系，陈某某因饮酒致酒精依赖，长期酒后辱骂、殴打胡某某。2019年5月5日，胡某某因害怕陈某某伤害自己而到娘家暂住，直至5月8日回到其与陈某某二人居住的家中。次日凌晨，因经济压力及琐事，陈某某在家中二楼卧室与胡某某发生争吵，并在争执中坐在胡某某身上，用双手掐胡某某颈部，又将胡某某后脑往地上砸，致其机械性窒息当场死亡。陈某某案后自杀未果。经鉴定，陈某某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裁判结果】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陈某某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陈某某案发时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但该精神障碍系非病理性的原因自由行为饮酒所致，且陈某某存在长期酒后家暴行为，本案亦是由陈某某单方过错引发，不宜认定为“家庭矛盾引发”而予从轻处罚。因陈某某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予从轻处罚。综上，对陈某某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典型意义】

1.家庭暴力不是家庭纠纷，不属于从轻处罚情形。家庭暴力与家庭纠纷有着本质的区别。纠纷婚恋双方、家庭成员之间的纠纷或矛盾通常具有偶发性、程度轻的特点，由此引发的案件与该矛盾具有直接的关联，被害人对矛盾的激化往往也有一定的责任。但家庭暴力双方地位和权力结构并不平等，施暴人基于控制目的实施的暴力行为，呈现隐蔽性、长期性、周期性、渐进性的特点，施暴人对案件具有单方面的过错。将家庭暴力与家庭纠纷区分开来，从而不对该类刑事案件以 “家庭矛盾引发” 而从轻处罚，能够对家庭暴力的施暴人起到警示作用，从而有效预防和遏制家庭暴力的现象。

2.证人证言可构成认定家暴的主要证据，且不认定为初犯。法院在无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记录、伤势鉴定等客观证据的情况下，以包括陈某某兄弟、子女在内的多名证人证言形成的证据链条，认定陈某某对被害人的迫害在结婚多年中持续存在，并以该既往严重家暴史否定其初犯评价，并予以从重处罚。

3.酗酒、吸毒所致精神病变不必然减轻其刑事责任。对吸毒、醉酒等自陷型行为应采用 “原因自由行为理论”予以评定。主动摄入行为是加害人的一种生理性依赖，施暴人明知自己极易酒后失控施暴，仍将自身陷于醉酒后的行为失控或意识模糊情境中，就应对施暴行为负责，且绝大多数情况下，主动摄入酒精、毒品或其他物质后，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的手段和程度都会加大，给受害人带来更残忍的严重后果。陈某某虽因酒精依赖导致大脑皮质器质性损伤，被评定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但该损伤系其自主选择所致，法院仍根据其全案情节，对其判处严刑。

从国际标准来看，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及其一般性建议和联合国大会相关决议要求，“法庭是否确保主动摄入酒精、毒品或其他物质的加害人对妇女实施暴力行为后不会被免除责任”，即加害人在主动摄入酒精、毒品等物质后对妇女实施暴力行为应承担刑事责任，本判决符合这一国际准则。

案例2

姚某某故意杀人案

——受暴妇女因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杀死施暴人的，可认定为故意杀人“情节较轻”

【基本案情】

被告人姚某某（女）和被害人方某某（男）系夫妻关系，二人婚后育有四个子女。方某某与姚某某结婚十余年来，在不顺意时即对姚某某拳打脚踢。2013年下半年，方某某开始有婚外情，在日常生活中变本加厉地对姚某某实施殴打。2014年8月16日中午，方某某在其务工的浙江省温州市某厂三楼员工宿舍内因琐事再次殴打姚某某，当晚还向姚某某提出离婚并要求姚某某独自承担两个子女的抚养费用。次日凌晨，姚某某在绝望无助、心生怨恨的情况下产生杀害方某某的想法。姚某某趁方某某熟睡之际，持宿舍内的螺纹钢管猛击其头部数下，又拿来菜刀砍切其颈部，致方某某当场死亡。作案后，姚某某拨打110报警并留在现场等待警察到来。

案发后，被害人方某某的父母表示谅解姚某某的行为并请求对姚某某从轻处罚。

【裁判结果】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姚某某因不堪忍受方某某的长期家庭暴力而持械将其杀死，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根据被告人的供述以及在案十位证人的证言，应当认定方某某在婚姻生活中对姚某某实施了长期的家庭暴力。被告人姚某某对被害人方某某实施的家庭暴力长期以来默默忍受，终因方某某逼迫其离婚并独自抚养两个未成年子女而产生反抗的念头，其杀人动机并非卑劣；姚某某在杀人的过程中虽然使用了两种凶器并加害在被害人的要害部位，并承认有泄愤、报复的心理，但结合家暴问题专家的意见，姚某某属于家庭暴力受暴妇女，其采取杀害被害人这种外人看似残忍的行为，实际上有其内在意识：是为了避免遭受更严重家暴的报复。姚某某作案后没有逃匿或隐瞒、毁灭罪证，而是主动打电话报警，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带领侦查人员找到作案使用的菜刀，具有认罪、悔罪情节。综上，姚某某的作案手段并非特别残忍、犯罪情节并非特别恶劣，可以认定为故意杀人“情节较轻”。姚某某具有自首情节，被害人方某某的父母对姚某某表示谅解，鉴于姚某某尚有四个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因此对姚某某给予较大幅度的从轻处罚。综上，对被告人姚某某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典型意义】

1.2015年3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共同发布了我国第一个全面的反家庭暴力刑事司法指导性文件《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以下简称《反家暴意见》），在该意见第20条中，较为全面地规定了由家庭暴力引发的杀害、伤害施暴人案件的处罚。本案系首例适用两高两部《反家暴意见》将受暴妇女以暴制暴的情形认定为故意杀人“情节较轻”的案件。本案深入了解被告人姚某某作为受暴妇女的特殊心理和行为模式，全面把握姚某某在本案中的作案动机、犯罪手段以及量刑情节，明确认定姚某某属于故意杀人“情节较轻”，对其作出有期徒刑五年的判决。

2.本案系全国首例家暴问题专家证人意见被判决采纳的案件。本案在开庭时聘请具有法学和心理学专业知识的人员出庭向法庭提供专家意见。家庭暴力问题专家出庭接受各方质询，可以向法庭揭示家庭暴力问题的本质特征以及家庭暴力关系中施暴人和受暴人的互动模式，帮助法庭还原案件中涉及家庭暴力的事实真相，尤其是家庭暴力对受暴人心理和行为模式造成的影响，从而协助法庭准确认定案件的起因、过错责任以及家暴事实与犯罪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等与定罪量刑密切相关的重要事实，避免法官因缺乏关于家庭暴力关系中双方的互动模式给受暴人的心理和行为造成的影响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可能导致错误裁判的风险。在庭审中，专家证人出庭接受了控、辩双方的质询并就家庭暴力的特征、表现形式、受暴人与施暴人在亲密关系中的互动模式以及受暴妇女、施暴人特殊的心理、行为模式等家庭暴力方面的专业知识向法庭做了客观、充分的解释。法庭根据被告人行为，结合专家证人在庭上提供的对受暴妇女的一般性规律意见，认定被告人姚某某在杀人的过程中虽然使用了两种凶器并加害在被害人的要害部位，但其采取上述手段杀害被害人更主要的还是为了防止被害人未死会对其施以更加严重的家庭暴力的主观动机。在涉家暴刑事案件审理中引入专家证人证言，对其他地方法院审理类似案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国际标准来看，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及其一般性建议和联合国大会相关决议要求，“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性别因素并以受害人为中心。”本案专家证人证言中也描述了在长期遭受家庭暴力下对受害人的影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表明，长期家暴可能给家暴受害人带来各种严重的身心影响，如个体在长期遭受无法逃脱的负面刺激或困境后，逐渐丧失对改变自身状况的信念和动力，产生无助和无能为力的心态称为习得性无助，这些影响在家庭暴力事件发生时，有可能会影响妇女对暴力程度、危险性和预期结果的认知，以及影响他们所采取的对策、行为的判断力。本判决符合这一国际准则。

案例3

李某、杨某故意伤害案

——管教子女并非实施家暴行为的理由，对子女实施家庭暴力当场造成死亡的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某离婚后，长期将女儿被害人桂某某（殁年10岁）寄养于其姨妈家中；2019年12月，李某将桂某某接回家中，与其同居男友被告人杨某共同生活。李某与杨某时常采用打骂手段“管教”桂某某。2020年2月6日中午，因发现桂某某偷玩手机，李某、杨某便让桂某某仅穿一条内裤在客厅和阳台罚跪至2月8日中午，并持续采取拳打脚踢、用皮带和跳绳抽打、向身上浇凉水等方式对桂某某进行体罚，期间仅让桂某某吃了一碗面条、一个馒头，在客厅地板上睡了约6个小时。2月8日14时许，桂某某出现身体无力、呼吸减弱等情况，李某、杨某施救并拨打120急救电话，医生到达现场，桂某某已无生命体征。经鉴定，桂某某系被他人用钝器多次击打全身多处部位造成大面积软组织损伤导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裁判结果】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李某、杨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李某、杨某在共同故意伤害犯罪中均积极实施行为，均系主犯。判处李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杨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典型意义】

1.以管教为名，对未成年子女实施家庭暴力造成严重后果的，不予从轻处罚。李某与杨某作为10岁女童的母亲和负有共同监护义务的人，明知被害人尚在成长初期，生命健康容易受到伤害，本应对孩子悉心呵护教养，但却在严冬季节，让被害人只穿一条内裤，在寒冷的阳台及客厅，采取拳打脚踢、绳索抽打、水泼冻饿、剥夺休息等方式，对被害人实施48小时的持续折磨，造成被害人全身多部位大面积软组织损伤导致创伤性休克而死亡。综观全案，对孩子进行管教，只是案发的起因，不能达到目的时，单纯体罚很快变为暴虐地发泄。法院认为李某与杨某犯罪故意明显，犯罪手段残忍，后果极其严重，对其不予从轻处罚。判决昭示司法绝不容忍家庭暴力，彰显对人的生命健康尊严，特别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2.连续实施家庭暴力当场造成被害人重伤或死亡的，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2015年印发的《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第17条相关规定，虽然实施家庭暴力呈现出经常性、持续性、反复性的特点，但其主观上具有放任伤害结果出现的故意，且当场造成被害人死亡，应当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

案例4

邱某某故意伤害案

——制止正在进行的家庭暴力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认定为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基本案情】

邱某某（女）和张某（男）甲案发时系夫妻关系，因感情不和、长期遭受家庭暴力而处于分居状态。二人之子张某乙9岁，右耳先天畸形伴听力损害，经三次手术治疗，取自体肋软骨重建右耳廓，于2019年6月5日出院。同年7月2日晚，邱某某与张某甲多次为离婚问题发生争执纠缠。次日凌晨1时许，张某甲到邱某某和张某乙的住所再次进行滋扰，并对邱某某进行辱骂、殴打，后又将张某乙按在床上，跪压其双腿，用拳击打张某乙的臀部，致其哭喊挣扎。邱某某为防止张某乙术耳受损，徒手制止无果后，情急中拿起床头的水果刀向张某甲背部连刺三刀致其受伤。邱某某遂立即骑电动车将张某甲送医救治。经鉴定，张某甲损伤程度为重伤二级。检察机关以邱某某犯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

【裁判结果】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为了使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权利免受不法侵害，对正在进行的家庭暴力采取制止行为，只要符合刑法规定的条件，就应当依法认定为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本案中，邱某某因婚姻纠纷在分居期间遭受其丈夫张某甲的纠缠滋扰直至凌晨时分，自己和孩子先后遭张某甲殴打。为防止张某乙手术不足一月的再造耳廓受损，邱某某在徒手制止张某甲暴力侵害未果的情形下，持水果刀扎刺张某甲的行为符合正当防卫的起因、时间、主观、对象等条件。同时根据防卫人所处的环境、面临的危险程度、采取的制止暴力的手段、施暴人正在实施家庭暴力的严重程度、造成施暴人重大损害的程度以及既往家庭暴力史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应当认定邱某某的正当防卫行为未超过必要限度，不负刑事责任。依法宣告邱某某无罪。

【典型意义】

1.对反抗家庭暴力的行为，准确适用正当防卫制度进行认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受害人大多数是女性和未成年人，相对男性施暴人，其力量对比处于弱势。人民法院充分运用法律，准确把握正当防卫的起因、时间、主观、对象等条件，结合《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的相关规定，对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和儿童予以充分保护和救济，对其在紧急情况下的私力救济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准确认定为正当防卫。

2.对反抗家庭暴力中事先准备工具的行为，进行正确评价。司法实践中对于事先准备工具的正当防卫行为的认定存在一定困难，在反家暴案件中应当考虑施暴行为的隐蔽性、经常性、渐进性的特点以及受害人面临的危险性和紧迫性，对此予以客观评价。邱某某长期遭受家庭暴力，从其牙齿缺损和伤痕照片可见一斑，事发前因婚姻矛盾反复遭到张某甲纠缠直至凌晨时分。在报警求助及向张某甲之母求助均无果后，无奈打开家门面对暴怒的张某甲，邱某某在用尽求助方法、孤立无援、心理恐惧、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形下准备水果刀欲进行防卫，其事先有所防备，准备工具的行为具有正当性、合理性。

3.应当以足以制止并使防卫人免受家庭暴力不法侵害的需要为标准，准确认定防卫行为是否过当。认定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应当以足以制止并使防卫人免受家庭暴力不法侵害的需要为标准，根据防卫人所处的环境、面临的危险程度、采取的制止暴力的手段、施暴人正在实施家庭暴力的严重程度、造成施暴人重大损害的程度以及既往家庭暴力史等进行综合判断。

邱某某在自己遭到张某甲辱骂、扇耳光殴打后，虽然手中藏有刀具，但未立即持刀反抗，而顺势放下刀具藏于床头，反映邱某某此时仍保持隐忍和克制。张某甲将其子张某乙按在床上殴打时，具有造成张某乙取软骨的肋骨受伤、再造耳廓严重受损的明显危险。邱某某考虑到其子第三次手术出院不足一月，担心其术耳受损，在徒手制止无果后，情急之中持刀对张某甲进行扎刺，制止其对张某乙的伤害，避免严重损害后果的行为具有正当性。判断邱某某的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应当充分体谅一个母亲为保护儿子免受伤害的急迫心情，还应当充分考虑张某乙身体的特殊状况和邱某某紧张焦虑状态下的正常应激反应，不能以事后冷静的旁观者的立场，过分苛求防卫人“手段对等”，要求防卫人在孤立无援、高度紧张的情形之下作出客观冷静、理智准确的反应，要设身处地对事发起因、不法侵害可能造成的后果、当时的客观情境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适当作有利于防卫人的考量和认定。

从国际标准来看，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及其一般性建议和联合国大会相关决议要求，“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性别因素并以受害人为中心”，在本案中，考虑到长期遭受家暴的受害人与施暴者之间形成的特殊互动模式，以及长期遭受家暴对受害人身心的特殊影响，受害人可能在认知和行为方面存在一些特殊状况。例如，受害人可能会误判施暴者的行为和后果，过度估计施暴者可能造成的伤害，并担心如果无法以一招取胜，将会遭受施暴者更加严重的伤害等。因此，在判定家暴受害者对施暴者采取的暴力行为是否过当时，需要考虑与平等非家暴关系主体之间的防卫程度认定存在不同之处。长期遭受家暴的经历以及其对受害人身心认知的影响应被纳入考量。因此，本判决符合国际准则的要求。

案例5

谌某某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回访与督促执行

【基本案情】

罗某（女）与谌某某（男）系夫妻关系。2018年12月，罗某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并在诉讼过程中，以此前谌某某经常酗酒发酒疯、威胁恐吓罗某及其家人、在罗某单位闹事为由向法院递交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书，同时提交了谌某某此前书写的致歉书、微信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法院审核后，于2018年12月18日做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并送达给了本案被申请人谌某某。同时，法院向罗某所在街道社区及派出所送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及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要求如谌某某对罗某实施辱骂、殴打、威胁等精神上、身体上的侵害行为时，要立刻予以保护并及时通知法院。

2019年2月14日，法院按照内部机制对罗某进行电话回访，罗某向法院反映谌某某对其实施了精神上的侵害行为。后法官传唤双方当事人到庭并查明：在法院发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有效期内，双方多次发生激烈争执。争执中，谌某某以拟公开罗某隐私相要挟。随后，双方又因琐事发生冲突，谌某某随即找到罗某单位两位主要领导，披露罗某此前在家中提及的涉隐私内容，导致罗某正常工作环境和社交基础被严重破坏，精神受损，基于羞愤心理意欲辞职。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谌某某前往罗某单位宣扬涉隐私内容，上述事实的传播和评价，对于女方而言，是不愿意让他人知晓的信息。男方将女方的涉隐私信息予以公开，属于侵犯其隐私。

家庭暴力的核心是控制，谌某某以揭露罗某隐私相要挟，意欲对其进行控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中对家庭暴力定义的“精神上的侵害”。最后谌某某将隐私公开，进一步造成了对罗某精神上的实际侵害。对此，2019年2月15日，法院做出了拘留决定书，对谌某某实施了拘留5日的惩罚措施。

【典型意义】

1.该案系法院在人身安全保护令发出后回访过程中所发现。“人身安全保护令回访制度”系该院创举，一方面该制度有利于发现家庭暴力行为，在当事人因受到暴力和精神压迫而不敢请求保护或对家庭暴力知识缺失的时候，通过司法机关主动回访及时发现并制止可能存在的或已经存在的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行为，既能够维护司法权威，也能更好地保障家庭关系中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回访制度能够体现司法机关执法的温度，让当事人真正能够感受到法律并非冰冷的文字而是实实在在保护自己的有效利器。

2.该案中，在人身安全保护令发出后，人民法院一直以纠问式审判主导该案。谌某某无视人身安全保护令，公然违抗法院裁判文书的行为已经触碰司法底线，人民法院在此情况下主动积极作为，维护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权威和实施，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3.在该案影响下，“宣扬隐私”亦构成家庭暴力的观点被写入地方立法，2019年7月1日起施行的《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办法》第二条明确，“本办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宣扬隐私、跟踪、骚扰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此外，“宣扬隐私”构成家庭暴力的观念在2023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九条中也有体现。

从国际标准来看，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及其一般性建议和联合国大会相关决议要求，“司法部门对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家庭暴力）有足够的警觉，一致地把保障妇女的生命权和身心健康放在重要位置”（依据指标3.1-《公约案件5/2005》要求），在当事人因受到暴力和精神压迫而不敢请求保护或对家庭暴力知识缺失的时候，通过司法机关主动回访及时发现并制止可能存在的或已经存在的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行为，法院通过再次回访确保家庭中弱势群体的安全，本案做法符合这些国际准则。

案例6

冯某某申请曹某某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全流程在线审理人身安全保护令促进妇女权益保护

【基本案情】

冯某某（女）与曹某某（男）系夫妻关系。申请人冯某某于2022年12月22日起诉要求与被申请人曹某某离婚。在诉前调解过程中，曹某某于2023年1月13日深夜前往冯某某住处辱骂、恐吓冯某某及其近亲属，并使用随身携带的铁锤毁坏门锁，冯某某报警；后曹某某又于1月16日至冯某某母亲张某某住处辱骂、威胁，并扬言“要在大年初一、十五上门找麻烦”，张某某亦报警。

因对人身安全及能否平安过年感到担忧，2023年1月19日，冯某某向其代理律师咨询申请保护令事宜，代理律师表示如按传统方式线下调查取证、申请保护令、签发送达及协助执行至少需要10天时间，时值农历年底可能无法及时完成，但当地法院在2022年底上线的“法护家安”集成应用可在线申请保护令，或可尝试。冯某某遂通过其律师于当晚21时通过手机登录法院 “法护家安” 集成应用，在线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裁判结果】

2023年1月20日，法院通过绿色通道立案受理。承办法官通过“法护家安”集成应用反家暴模块建立的反家暴数据库快速获取相关警情数据等证据材料，同时通过关联检索获知被申请人曹某某曾多次因暴力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根据上述证据，申请人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证据充分，且该起民事纠纷极有可能转化为恶性刑事案件，承办法官遂决定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曹某某对冯某某实施家暴并禁止其骚扰、跟踪、接触冯某某及张某某。在线送达双方当事人后，承办法官通过在线方式向区公安分局、区妇联等单位进行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相关协助执行单位在线实时签收后，根据相关工作机制开展工作，协助督促被申请人遵守保护令、并对申请人进行回访，疏导、安抚。

【典型意义】

本案从当事人申请，到法院立案受理、证据调取、审查签发，再到各部门送达响应、协助执行，总用时不到24小时，全流程在线运行，充分落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八条“情况紧急的，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作出”的规定。从国际标准来看，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及其一般性建议和联合国大会相关决议要求，“各国确保在家庭暴力案件中，受害妇女有权申请和获得保护令，并确保这些保护令具有法律效力，并能得到有效执行”。

“法护家安”集成应用系由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联合五家基层法院、区社会治理中心、区妇联，共同建设并于2022年12月29日成功上线。其中“反家暴人身保护模块”建立了政法委牵头，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社会治理中心、妇联、大数据管理机构等各部门共同参与、在线协同的反家暴工作机制，相比传统模式下，“法护家安”集成应用反家暴人身保护模块突破了当事人提交申请的时空限制，解决了当事人取证来回跑的难题，打通了各部门的数据共享通道，实现了家庭暴力事件的数据归集与分析预警，极大缩短了各流程的操作时间，加强了与公安、妇联等部门的多跨协同，具有“法护家安”反家暴人身保护模块“申请的便利性、信息的共享性、取证的快捷性、签发的准确性、响应的及时性、保护的充分性”六大优势，对被申请人及时起到了震慑作用，将司法触角延伸至家庭暴力的萌芽之初，对全时空保障妇女权益、促进和谐家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从国际标准来看，“法护家安”反家暴人身保护令模块的设置符合联合国大会第65届会议（A/65/457/65/228）就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加强犯罪预防和形式司法应对的决议，诠释了“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可以获得公安部门、检察机关、及法院设立专门的司法服务”这一标准。

案例7

叶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同居结束后受暴妇女仍可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基本案情】

叶某（女）与黄某（男）是同居关系，双方于2021年生育女儿。后双方分手，女儿随叶某共同生活。叶某向法院起诉黄某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2022年3月9日晚上，黄某去到叶某弟弟家中，并使用叶某弟弟的电话向叶某及其父母实施威胁，称：“如不交回孩子，将采取极端手段。”叶某及其家属立即于次日向所在辖区公安机关报警，同日晚上黄某通过网购平台购买了具有攻击性和伤害性的辣椒水用品，向法院解释是为了自己防身。叶某认为，结合黄某平时暴躁、极端的性格，其有可能作出恐怖、极端的行为，并已危及自己及家属的安全及生命，故于2022年4月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请求法院裁定禁止黄某骚扰、跟踪、威胁、殴打叶某及女儿。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查认为，黄某辩解因申请人藏匿女儿，导致其无法与女儿见面，心里很生气，于是想买瓶辣椒水。可见，黄某购买辣椒水并非用于防身，而是意图报复叶某。叶某提交的辣椒水购买记录、住所楼道监控录像等证据及黄某自认的事实，足以证实黄某及其亲属因女儿抚养权及探望争议对叶某进行骚扰、威胁，使叶某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叶某的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条件。叶某与黄某如因女儿的抚养权及探望问题发生矛盾，应通过合法途径解决。最终，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之相关规定，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禁止黄某骚扰、跟踪、威胁、殴打叶某及其女儿。

【典型意义】

1.同居男女朋友分手后女方遭受威胁、恐吓等暴力侵害的，可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意味着监护、寄养、同居、离异等关系的人员之间发生的暴力也纳入法律约束。本案中，叶某与前男友黄某之间并非家庭成员关系，叶某的权益受侵害时，已结束了同居生活，但同居的结束，不代表同居关系的结束，还有共同财产、子女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如机械地要求受害者必须与侵害人同住一所才能获得保护，与反家暴法的立法初衷相违背，也不符合常理。

反家庭暴力法的本质，是通过司法干预来禁止家庭成员、准家庭成员间，基于控制及特殊身份关系而产生的各种暴力。该法规定了非婚姻的准家庭成员关系也受其调整，那么在离婚妇女受暴后能获得司法干预的同时，同居结束后受暴妇女亦应同样能够获得保护。因此，同居男女朋友结束同居生活后若存在家庭暴力情形的，也应作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主体。

从国际标准来看，符合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及其一般性建议和联合国大会相关决议要求，体现了国际标准中国家针对妇女的暴力的无差别保护和司法救济，不因是否具有婚姻关系，是否尚处于同居关系等加以划分和有所限制。

2.被申请人未实施实质性人身伤害行为，申请人仅提供了被申请人购买辣椒水的淘宝订单记录，是否符合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条件。

家庭暴力具有隐密性和突发性，对于家庭暴力行为发生可能性的证明，难度相对较高，为防止侵害行为的发生，应适当降低证明标准，即只要申请人能够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存在家暴发生的现实危险即可，对于侵害可能性的标准应当从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明确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人民法院根据相关证据，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证明标准是“申请人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事实存在较大可能性”，而非民事诉讼的“高度盖然性”，降低了证明标准，从而减轻了当事人的举证负担。本案中，即使黄某尚未对叶某产生实质性伤害，但结合本案监控录像等证据及黄某自认“因原告藏匿女儿很生气，后购买了辣椒水”的事实，叶某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事实存在较大可能性，因此，法院应当立即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这对于预防及制止家庭暴力、保护家庭成员，具有重要意义，也符合反家庭暴力工作应遵循预防为主的基本原则。

3.申请人提交的住所楼道监控录像及被申请人的淘宝购买订单可作为证实家暴的证据。

在对家暴行为的认定中，证据形式更加多样化，除了报警记录、病历、处罚决定书等，当事人陈述、短信、微信记录、录音、视频、村居委和妇联等单位机构的救助记录等均可纳入证据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二款第五项规定的“记录家庭暴力发生或者解决过程等的视听资料”、第十一项规定的“其他能够证明申请人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证据”，均可以作为证明存在家庭暴力的证据。

案例8

马某某诉丁某某离婚案

——对于家暴事实的认定应当适用特殊证据规则

【基本案情】

马某某（女）以丁某某（男）性格暴躁，多次对其实施家庭暴力为由诉至法院要求离婚，丁某某否认其实施了家暴行为，且不同意离婚。马某某提交了多次报警记录，证明其曾因遭受家庭暴力或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而报警，并提供病历和伤情鉴定证明其受伤情况，丁某某未提交任何证据佐证其抗辩意见。

【裁判结果】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原告马某某主张丁某某对其实施暴力，并提交了相关佐证证据，虽丁某某予以否认，但马某某提交的病历资料及鉴定文书中均有“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等表述，而丁某某对于马某某的伤情并未给予合理解释，综合双方的陈述以及马某某提交的证据可以确认，丁某某在其与马某某发生矛盾的过程中，确实动手殴打了马某某。法院根据家暴事实的认定，并综合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认定双方的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判决准予离婚。

【典型意义】

1.涉家庭暴力案件中，法院根据医疗机构的诊疗记录、伤情鉴定意见，可以认定申请人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事实存在。本案中，马某某和丁某某对于家庭暴力发生的事实和经过的说法不一致，马某某对每一次家暴事实进行了详细且符合逻辑的描述，丁某某仅表述为双方“互有推搡”“搂抱”，基于马某某提交的病历资料及鉴定文书中均有“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等表述，丁某某虽否认家暴行为，但对于马某某的伤情并未给予合理解释，考虑到马某某作为受害人能够提供相关证据并合理陈述，其陈述可信度要高于丁某某的陈述。该做法也符合202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有关证据认定的制度规定。

2.查清家庭暴力事实需要法官加大依职权探究力度。普通的民事诉讼，往往采用辩论主义，但要查清家庭暴力，则更需要法官依职权去探究相关事实及调取证据。本案中，马某某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实其遭受到了家庭暴力，但法院根据其提交的证据，并结合其陈述，对于其主张的每一次家暴事实进行了仔细询问和追问，并对其最早一次遭受家暴以及自认为最严重的一次家暴等关键事实均进行了询问，马某某均给予了详细且符合逻辑的描述，通过对家暴细节进行主动调查，又根据受害人陈述可信度较高的原则，进而可以有助于家庭暴力事实的认定。

家庭暴力具有较高的私密性和隐蔽性，受害人普遍存在举证困难的问题。在涉家暴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院可以通过积极举措降低家庭暴力事实的证明难度，平衡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地位，对于认定家暴事实的，迅速做出离婚判决。本案中，法院适用一定条件下的举证责任转移及加大职权探知力度，更有利于保护在互动关系中处于弱势的家暴受害人，从而达到遏制并矫正家暴施暴人的强势控制行为，体现法院在处理涉家暴案件中的公正理念，保证裁判的公信力。

案例9

张某与邹某离婚纠纷案

——受暴方过错并非家暴理由，施暴方不宜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

【基本案情】

张某（女）与邹某（男）于2007年4月登记结婚，自儿子邹小某出生后张某和邹某夫妻矛盾逐渐增多。2010年6月，因张某与其他异性有不正当关系，邹某用几股电话线拧成一股抽打张某。此后，邹某经常辱骂张某，稍有不顺就动手打骂，张某因做错事在先，心中有愧，从来不会还手。2013年6、7月，邹某怀疑张某与其他男性有不正当关系，就把张某摁在家中地板上殴打，导致张某嘴部流血。2018年11月24日，邹某持裁纸刀划伤张某面部、衣服，并导致张某身体其他部位受伤，张某遂报警并进行了伤情鉴定，显示构成轻微伤。张某以邹某多年来数次对其实施家庭暴力为由，向人民法院请求离婚，并请求儿子邹小某由张某抚养。邹某认为张某出轨在先，具有过错，其与张某的争吵是夫妻之间的普通争吵行为，其对张某没有严重性、经常性、持续性的殴打、迫害，不构成家庭暴力，不同意离婚，且要求共同抚养儿子邹小某。

【裁判结果】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张某虽有过错，但邹某不能用暴力来解决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的规定，严重性、持续性、经常性并非家庭暴力的构成要件，2018年11月24日张某所受损伤构成轻微伤，可见邹某的暴力行为已对张某的身体造成了伤害。法院认定邹某的行为构成家庭暴力。由于邹某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而且双方已经分居，张某坚持要求离婚，法院判决准许双方离婚，邹小某由张某抚养，邹某于每月20日前支付邹小某抚养费1000元，直至邹小某年满十八周岁为止。

【典型意义】

1.家暴行为证据的采纳与认定具有特殊性。家庭暴力往往具有私密性，目睹家庭暴力的极可能仅有未成年子女，导致许多家庭暴力难以得到及时认定和处理。本案中，人民法院委托家事调查员与邹小某进行谈话，邹小某对家事调查员表示其曾看到过一次父母在家吵架，父亲打了母亲，母亲的嘴部流血，综合邹某承认其与张某确实发生争吵伴有肢体接触，其对张某有压制行为，并看到张某嘴部流血，法院认定2013年6、7月邹某实施了家暴行为。法院采纳未成年子女提供的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证言，在能与其他证据相印证达到较大可能性标准的情况下，认定施暴人的家暴行为，既有利于充分保护受暴者，同时对涉家暴纠纷审判实践也具有指导意义。

2.受暴方是否有过错，殴打行为是否具有严重性、经常性、持续性均不是认定家庭暴力的构成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因此，家庭成员之间一方以殴打方式对另一方身体实施了侵害行为，即构成家庭暴力。本案中，邹某以张某有过错，其行为不具有严重性、经常性、持续性为由主张不构成家庭暴力，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亦不符合反家庭暴力法的立法精神和目的。

3.实施家庭暴力是离婚法定事由，应依法判决离婚，及时阻断家庭暴力。审判实践中，对于初次起诉离婚，又无充分证据证明双方感情确已破裂的，人民法院本着维护婚姻家庭稳定的原则，一般判决不予离婚。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第二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因此，对于存在家庭暴力等离婚法定事由的，即便是初次起诉离婚，也应当准予离婚。邹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张某实施家庭暴力，张某坚决要求离婚，即使邹某不同意离婚，法院也应依法判决双方离婚，及时遏制家庭暴力。

4.根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施暴方一般不宜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在处理离婚纠纷涉子女抚养权归属时，是否存在家庭暴力是确定子女抚养权归属的重要考量因素。审判实践中，施暴者往往辩称家暴行为只存在于夫妻之间，并不影响其对孩子的感情，甚至以希望孩子有完整的家庭为由，拒绝离婚。但是，家庭暴力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严重侵害行为，未成年子女目睹施暴过程会给其内心造成极大的心理创伤，目睹家庭暴力的未成年人实际上也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因此，若父母一方被认定构成家暴，无论是否直接向未成年子女施暴，如无其他情形，一般认定施暴方不宜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本案中，张某仅有邹小某一子，邹某与前妻另育有一子，加之邹小某在张某、邹某分居后一直居住在张某父母家，由外公、外婆、舅舅等照顾日常生活起居，已适应了目前的生活、学习环境，为有利于儿童身心健康及防止家庭暴力的代际传递，法院认定邹小某应由张某抚养为宜。

从国际标准看，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及其一般性建议框架要求，“在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家庭暴力）案件中，决定监护权和探视权时应考虑受害人和儿童的权利安全”。本案裁判中考虑到儿童身心健康及预防家庭暴力的代际传递，判决由张某获得抚养权，这一裁判符合国际标准。

案例10

李某某与郑某某离婚纠纷案

——涉家暴案件审理必须多措并举实现案结事了

【基本案情】

经李某某（女）申请，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日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民事裁定，禁止郑某某（男）对李某某实施殴打、威胁、谩骂等家庭暴力行为。2018年6月8日李某某起诉离婚，7月23日两位书记员上门送达诉讼资料时，郑某某多次语言威胁并将留置的资料掷回书记员。7月25日两名法官、两名法警、一名书记员一行共计5人向郑某某送达诉讼资料，郑某某继续大吵大闹，拍桌子、辱骂送达的工作人员，近一个小时未能送达诉讼资料。

李某某与郑某某共生育了三名子女，李某某提供了诊断报告书、疾病证明书、报警回执、病历、鉴定意见书、受伤照片等证据，证实2018年2月7日、2018年4月21日、2018年4月25日、2018年5月2日郑某某多次对其实施殴打。经询，三名子女均表示选择与李某某共同生活。双方要求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为七套房屋。郑某某在庭审中明确表示不同意离婚，如果离婚要求三个孩子的抚养权。

【裁判结果】

法院于2018年12月作出民事判决书：认定李某某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郑某某长期实施家庭暴力，准予双方离婚；尊重三个孩子的意愿，再结合郑某某存在家庭暴力的情形，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角度出发，三名子女均由李某某直接抚养，被告郑某某每月支付孩子抚养费；四套房产归郑某某所有，三套房产归李某某所有。

【典型意义】

1.重拳出击，让施暴人感受到司法的强硬。对李某某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法院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李某某于2018年4月27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于2018年5月2日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民事裁定，裁定禁止郑某某对李某某实施殴打、威胁、谩骂等家庭暴力行为。之后李某某又于2018年10月18日申请变更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进行了审查认为李某某审理合理合法，裁定予以准许，并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禁止郑某某对李某某及其三个子女实施殴打、威胁、谩骂等家庭暴力行为；禁止郑某某骚扰、跟踪、接触李某某及其子女。

此外，坚决惩处郑某某阻碍司法工作的行为。法院工作人员在2018年07月23日、2018年7月25日依法向郑某某送达诉讼资料时，郑某某两次对负责送达的司法工作人员进行威胁，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考虑到郑某某有家暴的前科，又目无法纪，威胁送达人员，如果不能坚决制止他的嚣张气焰，那么本案开庭、审理、判决都将无法顺利进行，更无法保障女方和孩子的人身安全，因此合议庭在第二次送达的现场合议后认为郑某某已经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符合司法拘留的情形，且现场还有刀具等物品，危险性极高，决定先将郑某某带回法院。郑某某被押回法院后仍毫无悔意，经合议庭合议，并报院长批准，决定对郑某某司法拘留15日。司法拘留让郑某某有了敬畏之心，之后基本能理性沟通，态度明显好转，为今后案件处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柔性司法，让受暴人感受司法的温暖。在审理方式上，虽然司法拘留之后郑某某也没有再敢对女方及孩子实施暴力，但为了确保庭审安全，合议庭决定采取隔离审判的模式，将李某某及其诉讼代理人安排在另外一个审判庭，由专门的社工陪同，通过远程技术进行网上开庭，申请了两名法警执庭，并从大门口安检开始就对郑某某保持高度戒备。确保庭审的顺利进行。庭审后安排李某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先签笔录，并从安全通道先行离开法院，避免与郑某某接触。

从国际标准看，此举措符合《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对妇女的歧视公约》要求中“司法部门对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家庭暴力）有足够警觉，起诉及时，并且一致把保障妇女的生命权和身心健康放在公认的重要位置”，即从隔离审判、社工陪同、法警执庭等多方面考虑到妇女的安全，司法机关有足够的警觉并采取了积极措施，此举措符合国际标准要求。

启动心理干预程序。鉴于郑某某存在严重家暴，且现有证据已经反映家暴行为对三个孩子，尤其是大女儿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就安排心理干预老师对三个孩子和李某某进行心理干预。其中李某某、二女儿和小儿子的心理状况基本健康，大女儿的心理问题较为严重，存在情绪偏激的情况，甚至还说出：如果郑某某再对家人实施暴力就要杀了他这样的话。针对此种情况，对大女儿展开了连续五次的心理干预，使大女儿能将情绪完全发泄出来，并理性地看待整个事情，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从国际标准看，这一举措符合《消除针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建议“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可以获得公安部门、检察机关及法院等部门链接的医疗、法律与社会服务”这一国际标准要求。

3.寻求他力，合作实现案结事了。宣判当天，为了防止郑某某宣判后可能因对判决不满，而再次对李某某及孩子实施暴力，法院还给李某某住所地的派出所和居委会发出防止民转刑的函，说明郑某某所具有的高度人身危险性，请求他们共同予以高度关注，及时预警、及时出警，共同防止暴力。同时，宣判后法官、书记员引导郑某某通过上诉来表达意见，郑某某在上诉期内上诉，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之后郑某某也没有对法官、法院、女方和孩子有暴力或威胁，实现了案结事了。